金融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义和路径

今年“新质生产力”一词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成为今年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也即充分发挥创新主导作用，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促进社会生产力实现新的跃升。作为联结科技和产业重要纽带的金融业，正加速提升服务新质生产力的能力。不过，打铁必须自身硬，金融业服务新质生产力能力的提升乃至金融业高质量发展，也更加倚重金融业如何用新质生产力理论来指导实践。

　　战略意义

　　（一）打造金融强国建设的生产力引擎。去年10月底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将金融工作上升到更高战略高度。今年1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金融强国应当基于强大的经济基础，具有领先世界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同时具备一系列关键核心金融要素，即：拥有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这“六个强大”，明确了我国金融强国建设的六大关键核心要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金融强国需要长期努力，久久为功。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建立健全科学稳健的金融调控体系、结构合理的金融市场体系、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多样化专业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这“六大体系”，指明了我国建设金融强国的六大实践路径。这“六个强大”和“六大体系”，在建设过程中都要倚重金融业加快发展的新质生产力的新引擎作用。新质生产力涉及的科技创新、技术手段运用、数字化转型、智能化管理、跨界融合、资源优化配置等功能，对于建设金融强国“六个强大”和“六大体系”都至关重要，也就是说，金融业加快发展的新质生产力不仅是金融强国建设中不可或缺的推动力，而且能极大地提高“六个强大”和“六大体系”建设与发展的速度和效率，所以，金融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能为金融强国建设提供坚实的生产力引擎。

　　（二）树立实现中国式金融现代化的生产力标杆。中国式金融现代化是一种在中国式现代化框架内，运用先进的理念、技术和模式，对传统金融体系进行全面而深刻的革新与升级，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过程。这一过程的重要目标，是通过金融制度创新、金融技术革新、金融生态优化等方式，全面提升金融服务质量、效率和覆盖面，以金融力量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这一过程的核心任务，就是构建上述“六大体系”。在中国式金融现代化的过程中，金融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体现在金融业日益加快的技术创新、业务模式创新、金融服务效率提升以及金融资源配置优化等多个层面。例如，通过金融科技的应用推动金融服务的便捷化、智能化，通过金融产品的创新满足多样化、个性化的市场需求，通过金融市场的深化改革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和风险管理水平。金融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金融服务更好地对接实体经济，支持国家战略实施，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同时也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推动金融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条件。

　　（三）加强科技金融等五项业务的生产力支撑。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五项业务分别指聚焦支持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民生普惠、老年群体、数字技术领域的金融服务和产品。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强调要做好这五篇大文章，充分表明这五项业务代表未来金融发展的主攻方向和新驱动力，既包含了新的金融业务内容，也包含了金融业务的手段创新，还标志着金融业态转型，特别是金融价值观的更新。

　　金融业加快发展的新质生产力之所以能够作为做好这五项业务的生产力支撑，是因为在科技金融方面，金融业的新质生产力强调科技创新对金融业的驱动作用，通过金融科技的广泛应用，能重塑金融服务流程、提升服务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支持科技型企业以及高科技项目获得更便捷高效的融资，从而推动科技产业发展；在绿色金融方面，金融业的新质生产力关注绿色经济发展，鼓励绿色技术和项目创新与投资，金融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助力绿色金融工具和产品的创新如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碳金融等，进而能有效引导社会资本投向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等领域，推动经济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在普惠金融方面，加快发展金融业新质生产力，有助于普惠金融的实现，这主要是基于依托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克服地域、时间和成本限制，使得金融服务能覆盖传统金融难以触及的长尾客户，尤其是小微企业、农村地区和弱势群体，提高金融服务的普及程度和便利性；在养老金融方面，加快发展金融业新质生产力，可以利用数字化手段改进养老金管理和养老服务，开发多样化的养老理财产品以及通过数据分析和智能风控技术来提升养老保险、养老储蓄等产品的安全性与收益率，满足老龄化社会日益增长的养老保障需求；至于数字金融方面，就更有说服力，因为数字金融本身就是金融业的新质生产力的一种集中体现，它改变了金融服务的传统形态，提升了金融服务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极大扩展了金融服务的边界和内涵，促使金融活动与实体经济结合更加紧密，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果。综上所述，金融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为五项业务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生产力支撑。

　　必经路径

　　（一）加快金融业劳动资料向具有更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资料跃升。传统金融业劳动资料主要是指用于处理金融业务、记录交易、分析市场等的物理设备和设施，如办公设备、计算机系统、电话网络等。而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劳动资料的概念已经扩展到包括软件、算法、数据平台等在内的高科技工具，这些技术在金融业中的应用表现为自动化交易系统、智能风控模型、数字货币交易平台、移动支付解决方案、智能投顾服务等多种形式，它们都构成了金融业新型劳动资料，充分运用这些劳动资料，可以极大地提高金融服务效率，降低运营成本，改变金融服务方式，并且有助于金融机构更好地管理风险、提供个性化服务以及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所以，加快金融业劳动资料向具有更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资料跃升，就是要让以金融科技为核心的劳动资料占有更高的比重。

　　一是不断加大金融科技研发投入。目前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意识到，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倚重研发投入，只有加强金融科技投入和创新，才能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实际上，近年来，商业银行不断加大金融科技投入力度。年报数据显示，从2019年到2021年，国有六大行整体科技投入分别为716.76亿元、956.86亿元和1074.93亿元，2020年和2021年的整体增速高达33.5%和12.34%。2022年，六大行的科技投入总额为1165.49亿元，同比增速为8.42%。

　　二是积极创新金融服务模式。金融机构应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创新金融服务业态、场景和模式，使金融服务更加便捷、高效，从而带动劳动资料的升级换代。值得关注的是，金融大模型作为金融业新质生产力的结晶和代表，最能体现金融业劳动资料的高技术含量。从业务视角看，金融大模型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三大业务场景：预测与决策支持、风险管理与监测、合规监管自动化。当前各类金融机构与科技公司正推动以金融大模型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相关应用的落地。金融大模型应用得好，一定能推动金融服务模式创新升级。

　　三是努力加快金融机构转型升级。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包括数字化组织架构转型、数字化服务转型、数字化风控转型三个方面。数字化组织架构转型是一种基于信息技术的组织架构，它支持金融机构实现数字化管理，打造智能化的管理体系，改善业务流程，提高业务效率和服务水平；数字化服务转型即将传统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通过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渠道进行数字化变革，实现线上化、无纸化、自助化、智能化等交互服务模式；数字化风控转型是将传统风控模式改变为一种利用金融科技手段对风险进行评估、监测和预警模式的过程，涉及收集和分析各种维度数据，建立风险模型，并通过智能算法来评估和预测风险。

　　（二）加快金融业劳动对象向更广范围的劳动对象跃升。金融科技的支持，不仅能够扩展金融机构的服务范畴，还深度改变了金融服务方式，使劳动对象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金融工具和服务，而是向更具包容性、便捷性和智能化的方向发展。

　　接下来，加快金融业劳动对象向更广范围的劳动对象跃升，要紧紧围绕科技金融等业务来展开：一是数字支付。今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非银行支付机构监督管理条例》，不仅要求支付服务提供商增强用户体验，同时也推动其在遵循监管要求的同时，探索新的技术、新的产品和新的商业模式。该条例的实施，将促使未来的数字支付生态更加整合，从而形成跨行业、跨平台的协同效应。

　　二是数字信贷。商业银行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开发的以数据为信用支撑、以互联网作为业务流程载体的信贷产品，如目前商业银行的各类别“e贷款”系列产品，借助金融科技手段实现了贷款申请、审批、放款、还款等全流程数字化操作，而且具有贷款申请不需抵押品、操作便利、审批高效，贷款使用简易便捷等优势。数字信贷产品的推出，能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个人用户缺乏抵押物的痛点，可谓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新利器。接下来，金融机构还需要研发出更多适应实体经济需要的智能信贷产品，比如深度融合各类消费场景的消费金融产品、能为小微企业与个人提供定制化服务的信贷产品、符合“双碳”目标要求的信贷产品、满足不同投资群体养老需求的养老信贷产品等。

　　三是数字供应链金融产品。对金融机构而言，目前都已搭建起了数字供应链金融平台，未来的数字供应链金融的创新与发展趋势是数字化技术的应用、跨界合作与创新模式以及可持续发展与绿色供应链金融；未来的数字供应链金融产品将包括但不限于数字化应收账款融资、智能合约驱动的供应链金融产品、数字化仓单质押融资、数字化绿色供应链金融产品以及数字化供应链保险产品等。

　　四是智能投顾产品。包括更精准的用户画像分析和智能调整投资策略的产品、不断提升预测准确性和风险管理能力的合规与风险管理产品、能够实现多资产类别覆盖和跨市场无缝对接的投顾产品、利用金融大模型来提供对话式的投资咨询服务的交互体验升级产品以及开发关注环境、社会、治理（ESG）标准的智能投顾产品等。需要强调的是，未来智能投顾产品不仅要追求更高的智能化程度和技术先进性，还需关注人性化设计和服务质量，以满足不同层次投资者的需求，并适应不断变化的金融市场环境和监管要求。

　　（三）加快金融业劳动者向更高素质的金融人才跃升。金融业劳动者是金融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新时代的到来，对金融从业人员的数量、结构、素质以及工作方式等都提出了更高要求，这就需要金融机构加大高技能、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关于加大高技能、高素质人才的培养问题，2022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银发〔2021〕335号）提出，制定金融科技人才相关标准，推进跨地区、跨机构人才顺畅流动；优化金融科技人才需求目录和引进模式，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这为金融机构高技能人才培养提供了政策指引。

　　金融机构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快金融业劳动者向高素质人才的跃升：一是职业教育与培训升级。对于金融机构来说，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坚持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实施更积极、开放、有效的科技人才培养战略。所以，建议金融机构应与高等院校、职业培训机构加强合作，将现代金融科技、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纳入金融教育课程，确保从业者掌握最新技术知识；开展定制化培训，设立专项证书课程或学历教育项目，如金融科技工商管理硕士（MBA）、金融工程硕士等；加强产学研一体化合作，与国内外知名院校联合培养具有深厚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的技能复合型人才。

　　二是积极参与实训基地建设。着眼未来发展趋势，加快建设人才培养试验区和技能提升培训基地，将人才培养前置化，培养资源集聚化，为金融高技能人才的培养提供职业导师、模拟操作环境和技术实战训练场景，构建“基础研究科技攻关+科技成果转化+人才支撑”的创新生态链，培育一支懂技术、懂市场、懂金融的专业人才队伍。

　　三是加强企业内训与激励。包括建立内部人才培养计划，定期的技术培训、轮岗制度、导师制度以及跨部门项目参与，让员工能够在实践中学习新技术、新技能；鼓励员工参与到金融科技项目的研发与实施中，通过实际项目的参与积累经验并增强自身的技术与创造能力；还要积极组织各类金融科技创新大赛、研讨会等活动，营造高度重视人才的行业氛围，激发从业者学习新技术的兴趣和动力；另外，大力表彰和宣传成功转型为技术技能人才的典范，积极树立典型榜样，在金融机构内部形成良好的示范效应。

　　四是完善技能导向的人才使用激励制度。金融机构可以根据需要建立高技能领军人才“揭榜挂帅”以及参与重大生产决策、重大技术革新和技术攻关项目的制度；建立健全基于岗位价值、能力素质和业绩贡献的技能人才薪酬分配制度，实现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促进金融人力资源优化配置；还要完善鼓励创新、包容试错的激励机制，打通金融科技人才职业发展通道，增强人才成就感和归属感，加快金融业劳动者向更高素质的金融人才跃升，进而为金融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和金融强国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